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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阳修「晚泊岳阳」简析

欧阳修宋庆历五年(1045),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,被贬河南邓州。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,“慨言上书”,一度下狱,后被贬为滁州知州。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(1046)。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。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提出“不以

欧阳修晚泊岳阳简析

  宋庆历五年(1045),范仲淹领导的新政失败,被贬河南邓州。积极参与新政的欧阳修,“慨言上书”,一度下狱,后被贬为滁州知州。本文作于他到滁州任上的第二年(1046)。他此时的心情和范仲淹应该同样是忧心忡忡的。范仲淹在《岳阳楼记》中提出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忧”,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,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,实际上就是以忧愁代替了一切正常的心境,排斥了欢乐。这一点我们在分析《岳阳楼记》时,已经说得很明白了。而欧阳修却没有像范仲淹那样“进亦忧,退亦忧”,他在《晚泊岳阳》中这样写:

  根据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的记载,“欧阳修,字永叔,庐陵人”。庐陵就是今天的江西吉安。“范仲淹以言事贬,在廷多论救,司谏高若讷独以为黜。修贻书责之、谓其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若讷上其书,坐贬夷陵令。”这首七言古诗,即写于被贬夷陵途中。《宋史·欧阳修传》对欧阳修有这样的评价:“天资刚劲,见义勇为,虽机阱在前,触发之不顾。放逐流离,至于再三,,志气自若也”,从中可见其耿直刚劲见义勇为的为人。欧阳修自己有这样的话:“君子轻去就,随卷舒,富贵不可诱,故其气浩然;勇过于奔、育,毁誉不以屑,其量适然,不见于喜愠”(《送方希则序》),欧阳修豁达超然的态度可以想见。这种耿直豁达的性情对他的学生苏轼影响很大,并且经由苏轼二发挥到极致。欧阳修自称文章太守,这来自他的词《朝中措》“文章太守,挥毫万字,一饮千钟”,这是何等的气度胸怀!这种胸怀气度在本诗表现得虽然不很明显,但细心的读者自会体察得出。

  本诗三处写月,第三句写明月“来”悬空江,表现作者人在旅途,只有明月作伴;第五句用拟人的方法呈现静夜“月弄清辉”的画面,也为下句渔人归家做引;第六句写月光引领水上人伴着歌声飞去归家,带出作者一丝思乡之情。

  这首诗通过卧闻钟声、系舟树下、静赏江月、倾听歌声等举动,城里钟、水上歌等听觉感受,城下树、空江月、水上人、云水苍茫、轻舟飞逝等视觉形象,以景寓情来表现作者触景而生的思乡之情。句句写景,景景关情。

  这是一首七言古诗,写于被贬夷陵途中,隐含诗人旅中思归的情思。

  “姑苏城外寒山寺,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“移舟泊烟渚,日暮客愁新。”,诗的开头融化张继和孟浩然这四个名句的意境。至于城里钟鸣鼎食之家的欢乐,和自己城外孤舟上羁旅之苦况,那就不必明说了。

  接下先写在“大江阔千里,孤舟四无邻”的空旷江面上,“皎皎空中孤月轮”,此时,诗人也许想起张弱虚的“江畔何人初见月,江月何年初照人”,也许想起白居易的“绕船明月江水寒”,也许想起杜甫的“吴楚东南坼,乾坤日夜浮”……然后再写江面上云水苍茫,连航道也分不清了。心情抑郁的诗人不由想起柳永的“念去去千里烟波,暮霭沉沉楚天阔”,想起王勃的“关山难越,谁悲失路之人”,面对明月,面对大江,诗人情不自禁要发出“敢问路在何方”?!

  第五句写深夜,在“江天一色无纤尘”下“浩月千里”,“静影沉璧”。“明月随人来远浦”,这不是自己写的诗句吗?想不到今天晚上又再一次来到这种境界中。突然,水面上传来了一阵渔人的歌声,虽然不是王勃《滕王阁序》中的“渔舟唱晚,响穷彭蠡之滨”,也没有范老前辈《岳阳楼记》中的“渔歌互答,此乐何极”,却不乏王维“欲问穷通理,渔歌入浦深”那种意境。王维在写这一联诗时,用的不就是《楚辞·渔父》的典故吗?目送“轻舟短棹去如飞”后,诗人又吟起了“沧浪之水清兮,可以濯吾缨;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!”

欧阳修简介

欧阳修(1007─1072)字永叔,号醉翁,晚号六一居士,吉水(今属江西)人。修幼年丧父,家贫力学。天圣八年(1030)进士及第,为西京(今河南洛阳)留守推官。在西京三年,与钱惟演、梅尧臣、苏舜钦等诗酒唱和,遂以文章名天下。景祐元年(1034)召试学士院,授宣德郎。三年,以直言为范仲淹辩护,贬夷陵(今湖北宜昌)县令。庆历中,以右正言知制诰,参与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等推行的「新政」。「新政」失败后,外任。至和元年(1054)丁母艰期满,召还与宋祁同修《唐书》。累迁礼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。熙宁四年(1071)六月,以太子少师致仕,居颍州。次年卒,年六十六,谥文忠。《宋史》有传。对宋初以来靡丽的文风提出批评,主张文章应「明道」、「致用」,并积极培养后进,为北宋文坛领袖。著作宏富,有《新唐书》、《新五代史》等。其诗文杂著合为《欧阳文忠公文集》一百五十三卷。在40多年的仕宦生涯中,屡遭贬谪。庆历三年(1043)参与范仲淹「庆历新政」,五年被贬滁州太守。以后担任过朝廷和地方的许多重要官职,所谓「历仕三朝,备位二府」,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,每到一处,多有政绩。在学术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。既是文学家,又是史学家、经学家、金石学家,诗、词、散文均为一时之冠。他领导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取得了胜利。又喜奖掖后进,在唐宋八大家中,除他之外的北宋五家,不是出自他的门下,就是受过他的奖引扶掖。苏轼父子及曾巩、王安石皆出其门下。一生写过500多篇散文,政论、史论、记事、抒情各体兼备,内容充实,文风流畅婉转。《朋党论》、《伶官传序》、《醉翁亭记》等为历代传诵。诗歌风格多样,有的议论时事,抨击腐败政治,同情人民疾苦,有的抒写个人情怀和山水景物;有的写得沉郁顿挫,有的写得清新秀丽。《六一诗话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话,开创了新的论诗体裁。词的创作从总的方面看,对花间、南唐词因袭的成分较多,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手法上也有一定的发展。有咏史怀古的词篇,并用词这种形式和朝廷大臣、亲朋故旧唱和,表达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。较少堆砌绮词丽句的无病呻吟,抒情个性是志气自若,放旷达观。他善于发现大自然的美,并在词中再现这种美,如《采桑子》、《渔家傲》诸阕,描绘西湖景物,写得清新洒脱。爱情词有的典雅含蕴,有的大胆率真,并注重心理刻划,增加了词的抒情深度。词集有《六一词》、《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》、《醉翁琴趣外编》。史学方面,除参加修撰《新唐书》外,又自著《新五代史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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